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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99章 已经不错啦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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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为什么会这样??

    因为人——尤其是成年男性,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,是必须要‘有所追求’的。

    比如这个时代,农民得春夏秋三季忙着种地,冬天则躲在家里猫冬;

    商人得一年到头,甚至一走好几年,就为了游商赚取利润。

    工匠也得敲敲打打,主动揽活,才能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。

    以至于千百年后,某一个离离原上谱的政权,甚至玩儿出了‘三十三两白银’这种人神共愤的体系。

    这个体系的存在逻辑,便是在彼时,寻常农户家庭每年都需要三十六两白银,才能负担起最基本的生活支出、维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,动用统治阶级的权力,人为创造每户每年三两白银的财政赤字。

    每年要三十六两白银才能活下去,但哪怕是大丰收,农户家庭的收入,却总是会诡异的维持在三十三两白银上下。

    ——今天这个衙役,明天那个官差,张口伸手就是要钱,就仿佛是有什么任务一般,非要把农户家庭的年收入,压到三十三两以下。

    然后,统治阶级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    三两白银的家庭财政赤字,迫使彼时的底层农户们,不得不将自己种地剩下的、仅存的些许精力,全部用于赚取那三两白银的家庭财务缺口。

    而在封建时代,对于农民而言,在农耕以外的范畴赚钱,无疑是十分艰难的。

    道理很简单。

    但凡能靠别的方式赚钱,谁又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,世世代代在土里刨食?

    一年四季,春夏秋耕作,冬天猫冬,非要说可以用来赚钱的农闲时节,也就是秋收后那个把月的时间。

    一个农人,如果有本事在那个时代,在个把月的时间里赚取三两白银,那又何必继续做农民呢?

    个把月三两,一年也有个三十多两,完全养得活一家老小!

    所以,这显然是一个陷阱。

    通过强硬且隐晦的手段,来人为造成底层民众入不敷出;

    而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,天然不具备抗风险能力,且即没有还款能力,也十分排斥负债的民众,自然会想尽办法舔着个窟窿。

    三两,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线。

    窟窿大于三两,那老百姓可能就要望而却步,直接放弃填补窟窿,转而去举债,甚至是变卖田产。

    小于三两,又可能导致绝大多数农民,不会被这点缺口给难住。

    三两,刚好能让老百姓看到希望——看到只要拼尽全力,就能勉勉强强填补窟窿的希望,同时又无法轻易达成目标。

    这,便是华夏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十三两白银政策。

    为什么说这个政策臭名昭著?

    因为这个政策,是在用最不合理、对底层民众最不友好,最折磨底层民众的方式,让统治阶级只付出极小——近乎于零的成本,便达成‘让民间民壮有事儿干’的政治诉求。

    只不过,对于这个臭名昭著的制度,刘荣却有一些别样的看法。

    这个做法对不对?

    当然不对。

    任何折磨、剥削底层民众的政策,都是不对的,都是无法长久的,也都是不健康的。

    但在成为皇帝后,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,尤其还是当今汉室最高的统治者,刘荣却不得不说一句:三十三两白银政策,错的是手段,而非目的。

    让青壮年有事儿干、有追求、有羁绊,确实是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。

    但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有很多。

    比如当今汉室,把农民困在田间,把工匠困在作坊,对商人进行系统性鄙视,为贵族制定战时kpi;

    又或是后世新时代,成年前都要读书,毕业后都要工作,而后就是娶妻生子,养家糊口,为了车房贷款而奔波劳碌。

    虽然后世常有戏谈,说有家室的男性员工,总是更好拿捏、更容易低头,更容易操控,但从本质上来讲,让绝大多数壮年男性‘忙起来’,却是社会和谐安稳的重要前提。

    因为壮年男性这个东西,他真的很难评。

    就像后世那句玩笑话所说的那般——三个男人凑一起,就随机刷新一个点子王。

    十个八个男人凑到一起,那就是刘邦和沛县的伙计们、朱重八和淮西的发小们。

    百十来号人凑一块儿,不眨眼的功夫便是水泊梁山。

    即便是在后世,高校男生宿舍的夜晚,热血儿郎们的夜谈,也是以色欲作为开端,国际局势作为高潮,并最终得出一句: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。

    所以,当今汉室也好,后来的封建时代也罢,每一个朝代、每一届统治阶级,其实都在想尽办法,让绝大多数男性产生羁绊。

    比如土地、耕作,比如作坊、匠艺;

    再比如妻儿、老小——乃至于孝敬长辈、养育子嗣的社会责任,本质上,都是在给男性‘找事儿干’。

    因为你不给她搞事儿干,那他就要给你搞事儿了。

    当然了;

    像这种‘给男性找事儿干’的措施,在当今汉室还没有太大的必要。

    因为在这个时代,物资还十分贫瘠,人口也还不够多。

    说当今汉室一句‘地广人稀’,那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

    大片大片的土地还没有开垦,大片大片的土地还没有利用,两湖两广都还没有开发,岭南大地更是遍地沼池湿瘴。

    说白了,这个时代的男性,不需要统治阶级给他们找事儿干,就已经被生存二字给压得抬不起头、闲不下来了。

    唯一例外的,便是贵族。

    不同于农民需要耕作,匠人需要制造,商人需要行商,官员需要工作——贵族,是真正无所事事,且毫无追求的一个群体。

    尤其当今汉室的贵族,要钱,封国租税世袭罔替,还有一堆捞偏门的手段;

    要权,他们本身就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一份子,能参加每月两次的朔望朝,甚至在有关国家政策的问题上表达看法,并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话语权。

    有钱有权,又都是世袭的,就使得这些贵族,似乎只有坐吃山空这一种生活方式可以选。

    都封侯了,都与国同休了,还拼什么命啊?

    先祖出生入死,才给子孙后代捞回来几千户食邑,你就算豁出命去,又能怎么着?

    顶天了去,也就是忙碌大半辈子,让先祖留下的几千户食邑,再多被溢封个几百户。

    至于上战场建功立业,那更是无稽之谈。

    ——在战场上建功立业,是需要‘死了也是烂命一条’的觉悟,以及没有后顾之忧,甚至对人世间、对自己当下处境没有任何眷恋的、一往无前的勇气的!

    话说糙一点,其实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;

    就是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横的,横的怕楞的,楞的怕不要命的。

    要想在战场上,真刀真枪砍下足以被称为‘建功立业’的成就,那都不是不要命的事儿;

    而是本方一群不要命的,和对方一群不要命的拼命,最后拼赢了的几个甚至一个,才算得上是‘建功立业’。

    剩下的人,则都只能成为那句‘一将功成万骨枯’的素材。

    至于功侯贵族——别说是不要命了,你就是让他不要钱、不要脸,他都要纠结好一会儿,权衡利弊。

    因为拥有的越多,就会越迟疑、越谨慎。

    当你做了汉家的功侯,成为这个时代,非皇族所能达到的权势、地位最高的一批人之一时,别说是上战场拼命——就连出门吃口饭,你都得琢磨琢磨最近有没有得罪人,甚至是祖上有没有仇家,有没有可能给你下毒害死你。

    越富有的人越惜命,便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明白了这些,再来看刘荣放任,甚至暗中推动功侯贵族,必须完成战时kpi,才能保证爵位、食邑完整传延,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儿了。

    得让贵族有追求;

    不能让贵族满脑子都是色欲、享受,得让他们有点紧迫感,得让他们有目标。

    而在这个时代,除了战时kpi,还真没有其他名正言顺,且能起到效果的办法,能让功侯贵族们‘打起精神’了。

    除了贵族,其他群体倒是完全不需要刘荣去担心。

    农民忙着种地,忙着土里刨食;

    商人忙着赚钱,顺带着被整个社会——包括他们自己系统性鄙视;

    工匠群体本就稀缺,技艺高超也好,手艺不精也罢,总归是忙的不可开交,且大部分都游离在温饱线上下。

    除了受雇于少府内帑的官匠之外,绝大多数民间匠人,都无法通过自己的技艺,轻松的养活一家老小。

    至于官员——让每一个时代都感到头疼,都生怕他们会闲下来、会效能退化的官僚体系,也同样不需要刘荣去头疼。

    原因则稍有些令人无奈。

    ——在这个时代,读书人无比稀缺,官员更甚。

    读书人的稀缺程度,已经到了‘会写字就能无条件为吏’‘读过书就能无条件做官’的程度。

    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:当今汉室,读书人的数量,甚至都还没官吏数量多!

    掰着指头算,当今汉室民五百余万户,三千余万口,读书人却至多不超过十万,大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三。

    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人,有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纯文盲,一个字儿都不认识的那种。

    反观官吏——当今汉室天下,百石以上有秩官员的数量,便高达数万。

    相府国库每年的农税收入,都要拿出将近一半,用来给这些官员发放俸禄。

    有秩的‘官’就有几万,无秩的‘吏’自更是数以倍计。

    所以,在当今汉室,读书人和官员之间的联系,和后世形成了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。

    在后世,官、吏都肯定是读书人,但读书人却不一定能成为官、吏。

    为了成为官、吏,后市读书人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一个岗位就有数百上千人,乃至成千上万人竞争。

    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其他封建王朝,科举得以兴起后,士子们想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,也同样需要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。

    童生考秀才,便是动辄百里挑一的比例;

    秀才考举人,又是至少百里挑一,甚至数百人里挑一的比例。

    而这一综合,从童生到举人,录取比例已然达到令人震惊的万里挑一!

    在下一步的进士,那就更别提了——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举人应试,每科却只那么几十人可以成为进士。

    所以后世人常说,封建时代的状元郎,含金量可比新时代的重点高校高多了。

    毕竟科举状元,每三年才能出一个,但考入高校的学子,每年都能有个几百号人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无论是千百年后,科举真正兴起后的其他封建王朝,还是后世新时代,选拔官员,都是在读书人里精挑细选。

    但在当今汉室,却完全没有这个条件。

    精挑细选?

    有读书人就不错啦!

    是个读书人就不错啦!

    能写会认就不错啦!

    还要什么自行车?

    甚至于,这个时代的读书人,哪怕全都拉来做汉家的官、吏,都还不够!

    再加上读书人,也不完全都是适合做官——甚至不是都可以、都有能力做官的。

    读书人本就没多少,再剔除掉一部分读书读傻了的书呆子,以及只知道死读书,却根本无法与社会接轨的宅男,可供汉家储备的读书人、预备官吏,自然就更少了。

    于是,无可奈何之下,汉家就只能把主意,从读书人这一‘数量少到指望不上’的群体,转移到其他勉强能用的群体。

    比如孝子,可以举孝廉做官——好歹是个孝顺的人,德行没问题,让他做官,哪怕做了错事,也至少是出于好心。

    再比如种田能手,可以举力田做官——起码是个有技术的农民,再怎么愚昧无知,也起码能带着治下百姓好好种地,不至于连农税都收不上来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,军转官吏,也同样不是不能考虑。

    ——好歹是战场上下来的,有那么几分胆略、担当。

    至于说好不好用、能不能用?

    刘荣只能说:不然能咋办?

    人都要饿死了,还管他好不好吃、有没有营养?

    能塞进肚子里,能提供饱腹感,同时大概率吃不死人,就已经不错啦!

    (本章完)